唐招提寺金堂內供奉的三尊佛像，都是日本的國寶。置於正中央的是盧舍那佛坐像，其左右分別是象徵東方的藥師如來立像，以及象徵西方的千手觀音立像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樣的本尊組合充滿密教色彩。在華嚴信仰尚未普及，與正純密教仍未曾從印度傳入中國之前，漢地鮮有盧舍那佛造像。另外，千手觀音乃密教六觀音之一。儘管該寺乃律宗的總本山，但上述佛像組合明顯透露著與密教的微妙關係。

事實上，鑒真與密教思想的關聯不僅止於此。唐招提寺金堂的本尊組合，只不過是一個縮小了的立體曼荼羅。當鑒真相繼為三大戒壇寺設立戒壇之時，早已就地取材，為日本建構了一個巨型立體曼荼羅。「曼荼羅」是梵語 Mandala 的漢譯，它是佛教其中一個支派「密教」所採用的傳法工具。密教把難以言盡的佛法視象化，通過曼荼羅中蘊含象徵意味的圖像，向人展示其宏偉的宇宙觀。只要攤開地圖，就會發現坐鎮鑒真為日本建構的立體曼荼羅中央位置的，是當時的首都奈良的東大寺本尊盧舍那佛坐像。而鎮守立體曼荼羅東、西兩方的，分別是位於日本列島東部的栃木縣下野藥師寺，以及位於日本列島西部的筑紫（即現今福岡縣）觀世音寺。在古代，北關東（即現今茨城縣、栃木縣、群馬縣）是大和朝廷與土著蝦夷人勢力對峙的據點。順帶一提，差點當上日本天皇的道鏡和尚，正是被貶到下野藥師寺擔任別當（相當於住持）。至於筑紫則是異域文化流進日本的入口，當時的外交迎賓館「筑紫館」（即平安時代的「鴻臚館」前身）就建於此地。兩地均為奈良時代的軍事重地。三大戒壇寺的巧妙布局，與唐招提寺金堂的本尊組合一致，這種一致性不可能純屬巧合。

據平安時代《扶桑畧記》，「大唐鑒真和尚，奉為聖武皇帝，（唐）招提寺所創建也。金堂一宇少僧都唐如寶所建立也。安置廬舍那丈六像一軀，唐義靜法師造之。經藏一基、……鐘樓一基、講堂一宇、……食堂一宇，安置障子藥師淨土繪阿彌陀佛像。……羂索堂一宇，安置金色不空羂索菩薩像一軆。」上述記載不僅告訴我們，迄今所見的本尊盧舍那佛坐像於創建時就設置於金堂，而且代表密教的不空羂索菩薩像也被放置在唐招提寺。這進一步顯現了密教色彩。

那麼，鑒真與密教思想的連結到底有多深呢？若把歷史片段併湊在一起，這疑問即可迎刃而解。

盛唐是禪、淨、密等各宗派百花齊放、蓬勃發展的時期。深受武則天尊崇的「賢首國師」法藏參與新譯的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（簡稱《華嚴經》）八十卷，在聖歷二年（699年）翻譯完成。這是一部講述覺者（即「佛」）境界及理想生命的經典。當把新譯好的《華嚴經》呈獻予武則天時，她心領神會地寫下流傳至今的「開經偈」。隨著華嚴體系經典普及，加上朝廷對華嚴信仰的推崇，盧舍那佛漸漸為人所屬悉，因而湧現大量描述華嚴境界的佛教藝術品。

鑒真曾於景龍元年（707年）到東都洛陽遊學，翌年轉往西京長安受戒。之後，他接受了許多高僧大德的教誨，又學了許多佛教藝術與醫學等知識。到了開元二十一年（733年），鑒真自長安返回揚州，繼續從事弘傳戒律的工作。而鑒真在遊學期間，正好見證正純密教在漢地誕生。

善無畏、金剛智與不空合稱「開元三士」，他們掀開了正純密教傳入東土的歷史篇章。善無畏在開元四年（716年）抵達長安，並於開元十三年（725年）完成《大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》的翻譯。而金剛智與不空則在開元八年（720年）至洛陽，並於開元十一年（723年）譯出《金剛頂瑜伽中略出念誦經》。這兩部正純密教根本經典，都是以上述譯名為「盧舍那佛」、或譯為「毘盧遮那佛」、「大日如來」為說法中心。

在當時新興發展得相對鼎盛的華嚴與密教思想互融互涉下，催生了許多結合兩者的造像。有別於過去供人膜拜的意圖，新發展出來的佛菩薩造像的存在意義，在於透過藝術性象徵手法，創造供人欣賞以至與其象徵的神聖境界冥合（即瑜伽）的藝術空間。在彼邦仰慕中國文化的日本聖武天皇，就是在這樣的佛教藝術發展背景下，於天平十五年（743年）下詔鑄造東大寺大佛。這尊金銅製盧舍那佛坐像在鑒真成功東渡前一年（即752年）鑄成，由天竺僧人菩提僊那主持大佛開眼儀式。

當正純密教在漢地發展得如火如荼的最初十七年，鑒真恰好處身洛陽、長安這兩個歷史交匯點。以他的好學精神，不可能沒有接觸和瞭解密教。另外，從《唐大和上東征傳》可見，他在第六次東渡時，除了用來傳授戒律的經典外，隨行還帶備《華嚴經》八十卷，以及「彫白栴檀千手像一軀、繡千手像一鋪、救［苦］觀世音像一鋪、藥師、彌陀、彌勒菩薩瑞像各一軀」。這些都是充滿秘密大乘佛教色彩的藝術品。

畢竟，成熟圓融的思想，不可能不經過醞釀、發酵與沉澱而無端發生。今天從歷史發展結果倒推回來看，鑒真無疑是加強了正純密教傳入日本的條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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